无论翻开古代地图还是现代地图,我们会发现身边很多叫“XX墩”的地名。仅六合北部地区,就有好几个墩:烟墩、管墩、双墩、四合墩、周家墩、十里墩、青丝墩等等。
去了一趟天长仁和集,路上也遇见了两个墩:头墩、磨旗墩。
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墩呢?恐怕和江南水乡的特殊地理环境,以及明清军事设置有关。
今年四月,我在写《金牛湖的这个古墩》时,曾有网友留言指出,江南自古多墩,且这些墩是先民们战胜水患的生活之所。
评论区学知识。展开地图来看,我们会发现那些名为墩的村庄大多离水不远。最有说服力的便是濒临长江的武汉江夏,其境内以墩为名的村庄有52个,代表厚实大土堆的村名比比皆是,如头墩、团墩、高墩、新墩、周家墩、傅家墩等等。

浙江靠近湖州的地方也有文星墩、灯彩墩、水月墩等名墩。六合、扬州、天长也多墩,尤其以高邮湖沿岸地区为多。这些以“墩”为名的村庄,从来不是自然地貌的偶然产物,而是江南先民千年来逐水、治水、居水的鲜活历史注脚。
东汉许慎在《说文解字》中直接将“墩”定义为“平地有堆”,与“土”结合之后,便专指人工堆筑的高大结实土堆。我们在考察六合的“墩”名村庄时,能感觉到相关村庄所处位置明显高出周边。这次在天长磨旗墩采访时,一样发现该村的位置高出周边,形成了明显的坡度。
在江南的水乡泽国环境里,这些土堆绝非自然形成的产物——长江与淮河的千年冲刷,早已把江淮、江南大片区域塑造成一马平川的滩涂与沼泽,自然状态下根本不可能连片出现大量适合居住的高地。
最早一批“墩”的诞生,完全是先民为了对抗水患的生存选择。在湖网密布的低洼地带,先民们先规划出村落的排水脉络,在未来的村址周边开挖沟渠、塘浦,把挖出的淤泥层层堆叠、夯实,逐步垒出高出水面数米的土墩。等泥土滤尽水分、地基完全结实之后,才在上面搭建草棚、修建屋舍。原本的低洼沼泽,就这样被改造成了宜居的家园。
这是筑“墩”为家的墩,而在六合、扬州、天长大量出现的“墩”,则与清代扬州营的墩台设置有着直接的渊源。
清初平定江南之后,清廷在各省要地遍设墩台营房,通过燃烟、鸣炮传递军情,信号根据敌寇数量分级:挂席一至七领,鸣炮一至五声。顺治年间,扬州营初设之时,江都境内就配置了58座墩堡、2座木楼,瓜洲营被裁撤之后,原瓜洲沿江的墩台也全部划归扬州营管辖,仅战略要地三江营就保留了1座核心墩堡、1座瞭望木楼。
这些扬州营的墩台,完全遵循清代内地腹里墩的规制,以夯土外包石块垒筑而成,部分临水墩台还额外修筑了外围护墙,值守兵丁的营房就搭建在台地之上。
康熙年间,为了封堵两淮私盐的贩运通道,扬州营又在高邮湖西、运河沿线新增了大量汛防墩台,其中高邮州南北汛的“十二伍”墩台群,就是直接从明代高邮卫军屯的田墩改造而来,兼具屯田控民、巡湖缉私的双重功能。

这些扬州营的军事墩台,大多选址在沿江沿湖的最高处,地基经过层层夯实,周边还配套开挖了巡防壕沟,是周边数十里范围内最稳固的高地。随着晚清绿营制度逐渐瓦解,原本的值守兵丁离散,周边的渔民、农户便陆续搬到这些废弃墩台之上定居。
这些墩台地势高,不会被汛期的洪水淹没,原本的石砌护墙还能直接用来搭建屋舍,省去了大量垒地基的功夫。久而久之,围绕这些旧墩台形成的村落,便直接以“XX墩”命名。
在不同的江南区域,“墩”还衍生出了不同的功能内涵。杭嘉湖平原的三墩,除了先民治水堆筑的高地之外,还有另一种说法:它是沿运河水系设置的巡塘专用墩,和钱塘江沿线的“堡”功能类似。
六合曾有一个同样的瓜埠墩,其作用便类似于堡,为巡江专用墩。
如今这些遍布江南的“墩”村,早已不再是单纯的防洪居住或军事高地,它们沉淀成了水乡最独特的文化符号。这些带着泥土温度的地名,是江南人触摸本土历史最鲜活的文化密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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